泛亚代表中国参与“谈判”,首个自动驾驶国际标准就要来了
中国代表团由中汽中心、泛亚、华为、大疆四家企业6名代表组成。泛亚提出的17项提案,最终13项通过,有的甚至被全文录用,集成到最新的标准草案中。
据悉,这份国际标准计划于2021年发布。
国际自动驾驶标准关注什么?
自动驾驶的安全标准和传统安全标准有何不同?它关注什么?在说这个前,我们先来看一场事故。
美东时间11月19日,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召开会议,公布去年3月Uber自动驾驶车祸事件的原因。这是全球首例,也是目前唯一一例自动驾驶车祸原因正式确认。
结果显示,由于行人乱穿马路,到底是“汽车”还是“其他”,汽车在识别时不断“摇摆”,失去了时间自动刹车,而车上的安全员正在观看电视节目,最终酿成惨祸。
“传统的功能安全只是关注零部件是否失效,但环境对自动驾驶汽车影响也很大。比如,摄像头并没有坏,但是在黄昏或者太阳直射的情况下,摄像头可能会识别困难。就像Uber这次事件,零部件并没有失效,但是人乱穿马路,机器就摇摆了。”泛亚电子及底盘系统安全开发经理尚世亮说。“我们现在做的工作,就是研究解决在复杂环境影响及人员合理误用的情况下,整车潜在的安全风险。”
尚世亮,就是代表中国参与到国际标准制定的泛亚工程师,的而他所在的团队,研究的就是自动驾驶预期功能安全标准。他很自豪能够在世界舞台上为中国发声,更感到责任重大,因为该标准关乎的是消费者的安全,也关乎着自动驾驶未来的发展。
心智较量,为中国争取更多话语权
“感觉自己就像个外交官,代表国家参与谈判。”尚世亮说。
为了说服他国支持自己的方案,他们采用了多种策略:做不同的方案去说服对方,识别关键人物进行小范围单独沟通,与其他国家形成联盟……“这简直就是一场心智较量。”尚世亮感叹。
由于时差原因,凌晨开会谈判,成了这支团队的日常。
“每个国家都想为自己国家争取更多的利益,我们也要为中国争取更多的话语权。”尚世亮说,“比如,欧美国家写标准时不会写量化的指标,因为他们很多汽车公司都很强,所以不希望用量化的指标去限制某家公司的发展。但这个标准到了中国就不适用了,中国做标准的思维就像是先做一个很严格的考试,考试通过了才可以上路,有量化的标准。我们提出量化标准时,就遭到了一些国家的反对,但通过我们的努力,最终还是被纳入到了最新的标准草案中。”
▲ISO功能安全工作会议在卢森堡召开,泛亚工程师尚世亮(右一)出席大会
“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策略。比如,以色列有mobileye,所以他们的提案就会强调驾驶逻辑策略(在获得了周边环境的感知信息之后,机器如何对其做出应对)。” 泛亚功能安全团队的另一名成员、系统安全与电控工具链高级经理童菲说。“我们也想为自己国家争取更多的利益。比如,我们国家5G比较好,我们想往V2X的方向多做做努力。”
据介绍,除了安全量化系列准则,泛亚提出的自动驾驶预期功能安全需求导出方法、自动驾驶运行场景因素优先度子集、自动驾驶真实道路测试安全要求等内容也被纳入最新的标准草案中。
“实力决定话语权”
“以前,老外觉得中国人参加这种会议主要是听,不会发表意见。但现在,我们也在积极地参与讨论,不再是追随者。”尚世亮说。
“实力决定话语权。”这是童菲参与其中最深的体会。泛亚能被选为中国代表之一,其背后是多年来实力的持续积累。
事实上,早在2011年,泛亚就开始进行功能安全的研究工作。2016年,泛亚以副组长单位身份,实际负责开展了我国首个整车功能安全可控性量化研究项目,并主导制定了多部功能安全国家标准。随着自动驾驶的发展,2017年,泛亚将功能安全与产品开发分开,从组织架构上满足了独立性的要求,为功能安全提供了更大的发展平台。
“随着中国自动驾驶实力的增强,国际上开始越来越重视我们提出的方案和建议。”童菲说,“我们参与这个工作之后,德国VDA标准组织还专门找到我们,要和我们开展定期的交流。”
“公司一直鼓励我们发挥泛亚人的‘CAN DO’精神,参与到标注制订中,为行业做贡献。感谢公司提供了这样的平台,让我参与国际标准的制定。虽然很辛苦,但这段经历很值得。”尚世亮说。
记者 | 阮希琼
编辑 | 阮希琼
美编 | 荣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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